此后不久，日、美订立《蓝辛石井协定》，美国对日本作出让步，纵容日本侵华。从此，日本以“特殊利益”为护符，以贷款为手段，加紧对中国进行控制和掠夺，西原借款的绝大部分都是在这以后成立的。
1917年底，北京又掀起新的“府院之争”，总统冯国璋指使直系军阀在湖南前线怠战甚至停战，直、鄂、赣、苏四省督军又联名通电主张和平解决。段祺瑞被迫辞职（11月22日），但仍任参战督办，抓住军权不放。这时，日本便以“扩大参战军”为名，12月30日由泰平组合给段系军队一批军火，折合借款一千六百万日元，以加强段系实力。当时中外报纸称之为“中日兵器同盟”，指出这是实现了二十一条要求第五号的部分条款。西原没有插手这笔借款，他的任务是为段祺瑞恢复政权。
1918年3月18日，西原第五次来北京积极活动，从外交上为段派声援，对冯国璋施加影响，终于在3月23日使段祺瑞得以第三次组阁。新阁一成立，西原立即给予财政支援，4月30日由中华汇业银行代表日本，以“改良和扩建有线电信”的名义，贷给二千万日元。这笔钱主要是为段政府提供军费。西原对曹汝霖说：“此款彼此心照，不限定用于电信方面。”曹汝霖也承认：除了拨五百万元给交通部，“余则全挪为政费”。
西原完成此行任务返日前，还在4月13日同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陆宗舆交换了《中日政府代表为两国亲善商定具体措施的备忘录》，内容是：退回庚款，振兴中国实业；创立中国国营炼铁厂以实现中日钢铁自给；确定中国铁路国有化及实施方法；中国实行金本位的货币改革。显然，西原想着手实行他的《东洋永久和平策》，使幻想变为现实。
寺内对这个备忘录十分满意，让西原趁热打铁，马上再到中国去捉其实现。5月29日，西原兴致勃勃地第六次来到北京，但是发现段祺瑞因为打内战陷入财政危机，顾不上备忘录的长远计划，只求得到更多的借款。西原也就趁机向段政府提供几笔借款，勒索新的权利。
这次成立的借款共有两笔：一笔是6月8日的吉会铁路借款垫款一千万日元。寺内提出这笔借款，是由于苏联十月革命后，北满出现了势力真空，美、日两国都在试图夺取中东路的管理权和北满的其它权益。由吉林通过图们江至朝鲜会宁的吉会路，如能由日本经营管理，西与吉长路、东与朝鲜的清（津）会（宁）路接轨，就可以形成从朝鲜进出南北满洲的一条捷径，使日本在经济上、军事上都能占据战略优势，对于巩固南满、争夺北满极为有利。日俄战后，日本垂涎此路已久，清廷一直拖延未允，这正是寺内内阁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这次日本只花一千万日元，就从段祺瑞那里买到了路权。另一笔是8月2日订立的吉林、黑龙江林矿借款三千万日元。北京政府答应：尊重原有日本林矿业资本家的权利利益；聘用日人为中央采金局和森林局的技师；今后开办新企业时应商借日款或组织中日合办公司；在该借款有效期限十年之内，中国政府凡涉及两省金矿、森林及其收入的国外借款，均需同日本商议。这些条件使日本反而成了拥有两省林、矿主权的主人。当地人民虽强烈反对，但段政府要钱心切，还是悍然签订了。
另外还有一笔以烟酒专卖作担保的炼铁厂贷款三千万日元，胜田已经批准。但是美国公使芮恩施提出抗议，说该项收入已经抵押给芝加哥银行。日本大仓财阀也竭力反对西原的铁矿国有化政策，说他为了得到江苏凤凰山铁矿，从袁世凯执政时起就已经奔走多年，因此这笔贷款未能成立。
西原这次在北京期间，还进行了币制改革借款的活动。当时，英、法正在联合美国阻止日本独占这笔贷款，西原急于实现这个计划，不顾国际形势，加紧和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等策划发行金券，并私下答应借给八千万日元作为发行准备。8月10日，段内阁以大总统命令公布金券条例，受到英法两国、南方政府、直系军阁和民间商业团体的反对。连横滨正金银行由于不满意长期被排斥在西原借款之外，也以四国银行团一员的身份，参加了对中国的抗议。外务省由于在外交策略、外交权限上同胜田一派长期矛盾，也表示同情四国银行团的抗议。
西原在华的秘密活动一直被公使林权助攻击为“武断外交”、“胡闹外交”，继本野任外相的后藤新平也同意林权助的看法。在外交调查会上，伊东巳代治等人一直对西原借款持否定态度，西原计划得不到支持。胜田主计迫于国内外形势，只好改口说，以西原借款开始的寺内对华政策是战时措施，随着战争停止，一切政策必须加以改变，于8月11日召西原回国，停止交涉。
但是，西原借款活动并没有停止，在东京，西原和章宗祥继续商谈。9月下旬，寺内内阁因米骚动和对华政策陷入援段死胡同而辞职，政友会总裁原敬奉命组阁。在新旧交接的前一天，9月28日，已辞职的寺内内阁和已经决定在10月10日冯国璋任满时一同下野的段内阁，出人意料地突击签订了三笔借款合同：满蒙四铁路借款垫款、山东二铁路借款垫款、参战借款各二千万日元。寺内把兴业银行一亿日元债券的余额六千万日元全部用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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